年终岁尾，中央深改组第十九次会议做出一项重要决定，2016年在北京、天津等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时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。这是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方，也意味改革试点将在全国推开。

　　由点到面，持续发力。2014年以来，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33个司法改革文件，其中2015年就有22个，中央政法委、中央政法单位出台的司法改革文件数量已经达到了157件。

　　风正好扬帆。进入2016年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，改革措施的落地生根，司法体制改革的正向促进作用将逐渐凸显。

　　试点法院检察院实现从“要我改”到“我要改”转变

　　2014年6月，中央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中4项基础性、制度性措施开展第一批改革试点，上海、广州等6省市名列其中。

     “刚刚确定第一批试点时，我们去广东调研，突出印象就是法检两院对改革顾虑重重，担心出现法官辞职潮、产生大量积案，畏难情绪比较强。”说起2014年的一次调研，中央政法委法治建设室的同志深有感触。

　　时隔一年多再次调研，发现观念完全不一样了，改革见到了成效。以前试点法院检察院有这样那样的担心，通过一年多实践，现在普遍要求改革，实现了从“要我改”到“我要改”的转变。

    现在在广东，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普遍要求加入试点。本着积极稳妥的方针，目前确定了深圳、汕头、茂名、佛山四个原来开展试点地市全面开展，其他所有地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和每个地市选择的两个基层院开展试点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全省法院检察院的57%。

　　上海、吉林、湖北、海南已在全省推开。

　　这样的改变源于司法体制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效。

改革以来，中央政法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，在完善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办案的司法责任制的同时，加强职业保障，推进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试点，并建立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职业发展通道。

　　权责一致、自主办案、单独职务序列——改革的职业前景让更多优秀办案骨干回归办案一线岗位。

　　统计显示，上海市法院改革后一线办案人员增加18.5%，吉林省检察院改革后一线办案力量比改革前增加23.6%。在深圳福田检察院，188项原属副检察长、科长的案件审批权限下放给主任检察官，减少了审批环节，突出了检察官的司法主体地位。

　　随着司法责任制的落实，新型办案团队的组建，法官检察官能够专心主持庭审、办案，研究法律问题，办案质量和效率也明显提升。

　　上海全市法院一审、二审后服判息诉率分别达到了92.1%、99%，试点检察院2015年全年无一起错案，青海试点法院结案数同比上升80%。

　　新型法院成为检验改革政策是否符合司法规律的试金石

　　2014年底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。2015年1月，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、第二巡回法庭分别在深圳和沈阳成立。这些都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，根据改革试点政策建立的新型法院。

　　“一年来的运行效果充分证明司法体制改革政策是科学的，是符合司法规律的。”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处长何帆说。

　　在人员配备上，按照“优中选优”原则遴选出优秀人员担任法官，并按照一个法官配备一个助理和一个书记员的“1+1+1”模式设置审判团队。在审判团队的运行上，严格实行司法责任制，谁办案谁裁判谁签发法律文书，不再像以往由庭长院长来签发。

　　在内设机构上，新型法院实现了机构整合。几个人一个小团队成立综合办公室，统筹负责案件管理、后勤保障、调查研究，不仅在行政方面节约了大量人力，还减少了部门间扯皮推诿现象，使得更多人力资源补充到办案队伍中。

　　运行结果显示，2015年全年，第一巡回法庭受理案件898件，结案843件，法官人均结案数70件。审限内结案率、文书上网率均达到了100%。

　　除了新型体制机制的构建，在司改过程中，这些新型法院不断回应改革需求，尊重司法规律，不断推进以审判权运行机制为核心的各项改革。